本帖最后由 威世信 于 2014-1-10 04:44 编辑
我的黄胡子二爷》 半个世纪前，我二爷在村里称得上是个识文断字的人，记得他平时喜欢将一头长发扎到脑后，这样干活利索。更有趣儿的是他长长的胡须是棕黄色的，人称“刘黄胡子”，但却没有山东大汉的那种彪悍体魄。外表辄一看给人的印象是身子板比较单薄，有点儿南方蛮子味道儿.但却叫人觉得他有些狡猾、放浪和霸道，所以家里数十口人都有些打怵见二爷。 其实二爷他对孙子辈很是喜欢和疼爱，只是平时对成人们严厉有加，耳目濡染地影响了到了小孙子们。以至有时我们本家有谁的孩子夜里哭闹，大人就说：“你再哭闹就叫你黄胡子爷来把你领走！”嘿，你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呢。但是我却出来没有怕过他，我出生后就没有见过亲爷爷。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亲爷爷。 二爷他朴实、善良、勤劳、勇敢。但他的脾气的确有点倔。他常常为自己织得一手好布活儿很是得意。我记得，他可以一面和别人说着话儿，一面手中的织布梭子让人眼花缭乱地传来传去。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多有上门求艺的，他都是倾心相授。他不求给多少回报，只要有一小盅儿老白干儿准能把他打发了。 现在6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在1958年那个“火红”的疯狂年代里，"社会主义"革命和新农村建设的步子“一日千里”。在乡、村里，先是成立互助组，后又成立初级社，再后来就是高级社，再再后来就是“共产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单位构成形式---“人民公社”。我们村作为生产大队也参加了乡级人民公社。随后，大跃进的高潮迅即掀起，家家户户把自己煮饭的铁锅和铁铲、衣柜门环和木箱铁鼻儿等等，凡是金属类的东西，都搜刮一空捐献给共产主义大家庭---“人民公社”。 这一下可动了我那“黄胡子”爷的命根子了，那台与他相随半生的织布机上既有铁件儿也有铜件儿啊！他不捐是不行的。胡子爷在自家的厢房门外眼怔怔地看着公家的人进去砸机取铁充公拿去炼钢铁。记得那时候连村里的大喇叭里也在天天喊： “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不由得你不信呢。 砸机事件不久，二爷终于挺不过，由于急火攻心，一场大病险些夺了身家性命。 再经过月余的调养，胡子爷命不该绝又活过来了。这时候，他不得不和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或者去大炼钢铁。其实炼出来的并不是什么钢铁，从高炉里运出来的全是各家各户捐出去的那些铁件儿及铜器被烧化后与庄稼地里的泥土混合在一起的黑饼子，垛在一起高高的、黑黑的，远远看去的确有些巍巍壮观。这时候有点文化和用脑子想事儿的黄胡子爷觉得受了天大的欺骗，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只能背地里和大家说闲话、瞎议论、泄私愤，以解砸机取铁的心头之恨。 虽说1958年社员把精力大部分用在大炼钢铁上，庄稼地里的活儿受些影响，但那年老天有眼，昆嵛山高度上千米，能把南来北往的云挡住变成雨，时不时地喷洒着高炉林立、烈火冉冉的胶东大地，浇灌着如饥似渴的庄稼。奇迹出现了，一年中夏、秋双丰收的年成实再是苍天有眼，对百姓的厚爱。还是我那胡子爷，夏收时把祖宗的牌位摆出来大大地供奉了一番。他召集全家老小几十口，含泪下跪、连连叩首、求祖保佑。果然有效，秋天又是一个丰产的景象。但是，这一次却是人祸使秋季丰产不丰收。由于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和公社化运动，分配到庄稼地里秋收的人越来越少，大片丰产待收的庄稼烂在地里，有的在入冬前发了芽，有的过冬后成为来年的底肥。及至到了全家老小喊肚子饿时，恰好是来年春天下地干活需要玉米、大豆等主粮充实体力的时候，这时还沉浸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氛围中的公社社员们，才如梦初醒般地发现：家家户户，米缸见底、余粮已净。灾难性的时刻已经来临. 1959—1961三年的天灾人祸在这个大地上肆虐，记得象我这样的正在长身体的村里的孩子就饿死一批，更何况是老弱病残者呢！那时吃的是真是猪狗不如，地瓜蔓子、花生皮子、玉米塞子都是“口中粮”，最后用树皮、草根儿来充饥，饿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几乎是家家有浮肿，户户抬死人。各家祖茔地里添新坟。我家邻居一户老实巴脚邢姓六口之家，在短短的两年中就抬出去四人，最后活下来的是幼子和幼女，亲戚抚养成人。 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二爷。这时候的他就更加不满了，经常在社员群众中散步抵触言论，很快就被有“觉悟”的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社员识破了，报告了。为此贫农家庭出身的二爷险些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后来想想，当时我那当大队副书记的大伯也是冒死出面将二爷保了下来，如果他当时大义灭亲把他二叔我那黄胡子爷交给公社可就没有以后二爷新时代“走西口”一说了。 二爷有点小文化，内心总是有些不安分。就在大家饱尝天灾之苦，受尽人祸之辱的1959年下半年，他心里已经在盘算着怎样走出这个让人既留恋又悔恨的小山村呢。他只所以动了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的二伯父他的长子早年参军，解放后跟着王震王大胡子的部队开拔到了祖国的大西北新疆开荒生产和织布做衣，名曰“生产建设兵团”。他想“我在这里天天吃不饱还受尽他们的窝囊气，倒不如来个一走了之，到了新疆肯定有吃有喝有衣穿。 转眼到了1960年的初春，胶东大地还没有苏醒，一天晚上二爷把在大队里当干部的我大伯和我爹以及他的次子我三叔叫到身边，郑重地宣布了他要携我三叔及全家十三口去新疆找我二伯父他的长子度难关。大伯父和父亲尽管在村里大小也算是个人物，但在家中长老面前是没有任何决断权的，只有听从二爷的安排。再下来的日子里，几家翻箱倒柜把值点钱的东西变卖，好不容易地凑够了路上的盘缠，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我的二爷，那个让我从小就敬畏的大黄胡子爷爷，终于在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清晨，老泪纵横地与我伯父和父亲话别后，只听一声清脆的鞭响过后，两辆驴车驮着全家十余口人顶着初春的冽冽寒风直奔小山村西官道而去，不一会儿就伴随着阵阵刺人心肺的驮铃声消失在远方的朦胧之中……。 我的胡子爷全家十几口上演的这场新时期的“走西口”，似刀刻般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迄今半个世纪一直挥之不去。直到近年自己的思乡之情日甚，才感觉得那段经历给了我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少年永远抚不平的心灵创伤。 开始的几年二爷有来信，说是全家人都在新疆伊犁大草原上过起游牧生活，吃穿却也不必发愁。几年后，原来在建设兵团毛纺厂工作的二伯父举家回乡生产定居了。二爷与三叔全家却永远留在了大西北。 又过了几年，听说我那二爷和二奶先后作古，他老人家的忠骨未能还乡，却撒在了广阔无垠的伊犁大草原上。从此一家人天各一方，音信全无。直到今天也没有再得到关于我三叔及其家人的任何信息。 最近，我得益于信息时代，登陆了〈伊犁绿河谷论坛〉，发表了寻人帖子。我期盼着三叔家的宗亲“发小儿们”迟早有回应。是亲人总有团聚的一天。我希望那是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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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 08: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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