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船星辉 于 2017-2-27 13:13 编辑
大 姐
文\一川星辉
打从我记事起,内心就渴望有一个哥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且这念头牵牵绊绊几乎纠缠了我的整个童年。道理很简单:身为一个男孩子,父亲长期远离家人在上海工作,我的成长环境里缺少一个性别模板。当然,这些都是长大成人后悟出来的,小孩子哪里懂得潜意识、心理学?七十年代初期,计划生育还不是一项基本国策。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算合适,三个偏多,四个或四个以上就会触碰政策红线,受到相应的处罚。那时,大人们逗小孩玩,现成的问题便是:“想要个弟弟还是想要个妹妹呀?”这问题于我纯属多余,父母的生育指标已经用完了。可大人们照常会拿它问我,用以测试我揣摩他们心思的能力。偏偏幼时我又梗得很,断不肯为了满足他人而扭曲自己:“我想要个哥哥。”,这回答足以令人喷饭,于我却是字字由衷。如果母亲不在跟前,某些自命伶俐的女人便会哂笑我:“你当点菜呀?这孩子短心眼吧?”短就短呗,至少不违心。
有了如此迫切的愿望,偏偏又没有任何达成的可能,遗憾便难免郁结于心。“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也许从那时起我便对这句话有了切身的体会。小孩子不知道顺天应人,更不懂得珍缘惜福。直到捱过荏苒往复的年光,岁月流逝中才赫然发觉:一直以来我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哥哥的好处坏处没有尝到,人生有一个姐姐确是蒙受命运的垂青,拥有两个姐姐的我委实是滚滚红尘中的幸运之人。
我们姐弟都没有享受过“隔辈亲”,自小就没有见过爷爷奶奶。父亲长年不在家,这样的境况让母亲劳累不堪。身为长女的大姐自然要过早地分担母亲的负荷,看护妹妹弟弟便是她最无可推卸的责任。她的性情随和亲善,小时候就显现出隐忍大度的家姐之风,在邻里亲戚间一向有着很好的口碑,同龄的女孩子们也喜欢跟她姐妹淘。然而,她的空闲时间实在有限,母亲下地干活或是在家做营生,妹妹弟弟都要交由她看护。即便出去玩,背着弟弟,牵着妹妹也不能够尽兴。和她要好的小伙伴经常帮忙,或者索性迁就大姐,我家的院子由此便成了她们的玩乐场:踢毽子、蹦格子、唱红歌、跳忠字舞,不亦乐乎。那时候,在农村,小孩子得到一颗硬糖都舍不得吃,经常要被手心捂化一半才肯剥开纸头放进嘴里。至于奶糖,看都没看到。每年春节,父亲探亲回家,从上海带回来的各色奶糖让我们姐弟看得目瞪口呆,世界上咋会有如此精致美味的糖果:醇厚的椰子糖、香浓的大白兔、酥糯的太妃糖......分到手里的同样一份总是我最先吃完,二姐次之,然后便眼巴巴地惦记着大姐的那份。惯例,她会告诉我们,她不爱吃糖,我们也就顺水推舟地相信了。于是她便掀开罩衫,从棉袄的内兜里一次摸索出两颗分给我和二姐,看着我们慢慢吃完。她的那些姐妹淘,也受惠于大姐的分享,几年下来,差不多也可以清楚地说出各种糖果的口味。当然,她们有了稀罕物,也会留给大姐一份,而这小小的一份总是被她带回家和我们一起品尝。
大姐刚满十岁,便接手我们家的外交工作,亲戚间的走动和通讯几乎靠她一人完成。母亲拖累多,孩子无处托付,行动十分不便,回一次娘家对她来说都非常困难。那时,没有电话,没有车马,十八里山路弯转弯、环套环。大姐一个人开始是跑,后来是走,等捱过大半个天日,到了外婆家,脚步已变成了挪。脚底起了水泡是寻常事,连小书包里送给外公的裹在马粪纸里的桃酥饼都被颠得渣渣沫沫不成样子。外婆疼惜她,一见面便把她揽在怀里。只那么一刻,大姐便要挣脱出来,她要把母亲交代给她的口信第一时间完完整整地转述给大人。这些口信总关乎家里整年的打算或收成、母亲和妹妹弟弟的身体状况、治疗外公老年慢性哮喘病的海上方、还有我们村里哪个大姑娘对四娘舅有好感......林林总总,于她一个十岁的孩子可不都是大事,她又怎敢掉以轻心呢。
等我从二姐手中接过外交工作,大姐已出落成颦笑动人的大姑娘。每次去外婆家,我都陪尽耐心把母亲交代的一切转述给外公外婆,可我实在受不了他们反复的啰嗦与追问。那么远的山路,我的个子又那么矮小,成人款的自行车座子把我的屁股砧得生疼,巴不得一口气把口信说完,赶紧痛快地喝上一瓢凉水,然后要么躺在热炕上歇歇乏,要么干脆去找隔壁的晓东钓鱼去。这时外婆总是自言自语:“你大姐和你,一个天上一个地上,都是捎口信的,没见过你这样闹肚子一般,还是我大外孙女展样应人。”这时我简直恨起大姐来:一定要绕着圈子说话才动听么?一定要拉着老人家的手才热络么?如果迂回絮叨是美德,那直白利落又算什么?那时我的火气实在太旺,如今想,火气旺诚然是事实,涵养浅、太自我才是行事毛糙的源头,这样的我又怎会如大姐般招人疼爱呢? 我和大姐相差七岁,等我进入青春期,大姐便成了我的半个母亲。那时我们已不再缠人,母亲每年会在秋收后去上海和父亲团聚,来年开春再回乡耕种,期间家中巨细诸事全由大姐做主。关系顺遂时,我尚且对她客客气气,一旦有了意见冲突,心里便生出千百个不服气。少年莽撞的我往往口不择言,什么解气就喷什么,闹到最后以至于恶人先告状,提笔历数大姐持家的种种不当。直至大姐哭着求我别寄信出去:“好弟弟,爸爸妈妈一年就那么几天安生团聚的日子,你将就些,我有什么不好自然会改。”她终究又没什么不好,日子还是照常起起伏伏地过着,唉!要怪就怪那令我不懂事的浮躁青春吧。 大姐出嫁那年,我虚龄十五。按老家的习俗,亲兄弟在姐妹出嫁当日,一定要做送亲的宾客。可我实在太小,形容没长成,礼数也不周全,父母担心我会现眼出丑,着实打算让堂哥代我送亲。大姐坚决否决了他们的意见:“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我的婚礼他怎么可以缺席?人虽小身份却在那儿摆着。”就这样我当真坐上了婚宴的头桌头席,小小年纪首次有了方圆规矩的意识。当娘家送亲的宾客在亲家盛情款待后要离开时,看着坐在鸳鸯锦褥上娇美拘谨的大姐,我忽然控制不住自己,一头扎进她的怀里,叫着喊着要她跟我一起回家。看新媳妇的婶子大娘们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逗得啼笑皆非,好话说尽才劝开了我。那天,我才明白:生儿育女都不容易,一嫁一娶却大不相同。 我读大学时,寒暑假经常跑去上海和父母团聚。那时二姐也已离开山东到了上海工作,娘家只剩下大姐一人留在文登。尽管她为人处世厚道克己,夫妻之间敬爱如宾,公婆拿她当亲生闺女,姑嫂相处形同姊妹......可身边没个娘家人,有了心事,体己话总没人倾诉。我毕业那年,父母征求我的意见,工作地最终选择了威海,多少也是念着能和大姐做个伴。可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业、结婚、生子......人生无数的顺境逆境中,哪段曾缺过了大姐的踪影。于她,我所谓的陪伴又何尝着实分担过伊的苦辣酸甜? 如今,我们都奔忙在人生最为劳顿的中年,五十三的大姐今年八月就要荣升奶奶级。可远在上海年迈抱恙的父母仍是我和她终日不得释怀的牵挂。近几年的春节,大姐总是事先安顿好常年侍奉的公公婆婆,撇下丈夫、儿子儿媳,和我们一家结伴赶去上海陪父母过年。在父母的床榻边、在局促的厨房里,在每一个东方尚未破晓的清晨、在每一个万家灯火行将熄灭的夜晚,看着大姐前前后后,为一大家子人忙忙碌碌的身影,记忆总将我一次又一次带回童年,那些曾被反反复复问起的话题恍惚间又在耳边回响:想要个弟弟还是想要个妹妹呀?想要个弟弟还是想要个妹妹呀?...... 有姐如斯,再无他求。
写于丁酉年元宵节·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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